书籍类型:历史
开始时间:2019-09-17
结束时间:2019-10-03
所用时间:10hours
书籍评分:★★★★★(满分五颗星)
整体点评:
■书摘
P002 “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
P002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P003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P004 笔者以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P004 因为这本书论述万历,本在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人。
P003 因为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无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
P017 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本”。奏本所呈奏的事项十九在呈奏者本职之外。
P018 例如“知道了”,实际的意义是对本章内的建议并未接受,但也不必对建议者给予斥责。
P020 本朝(明朝)在开国之初曾经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人都为太祖洪武皇帝所杀,并下令从此不再设置,以后有敢于建议复设丞相者,全家处死。
P021 本朝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
P022 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并不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做法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
P024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吩咐, 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
P029 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情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P053 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管接二连三地影射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
P056 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
P056 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
P059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P059 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P064 这种原则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说经和权。
P066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P067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种“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种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也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P067 申时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类的弱点不能完全避免。
P076 在他(张居正)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所,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
P082 张居正又错误地使用了獬豸这一动物。检察官是征集舆论、平衡阴阳、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辅张先生却用它来推动自己的政策。
P089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
P089 他(万历皇帝)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
P102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处理政务时摒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P140 在我们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实质。
P143 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甚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P169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
P195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杀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
P279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P307 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喜马拉雅《万历十五年》精读版
万历十五年,是明代二百六十七年历史中平平无奇的一年。但黄仁宇却认为这一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可以深刻地反应明代制度的症结,也能够预示了半个多世纪后明代灭亡的种种机缘。
为此,黄仁宇选择了万历十五年前后,影响了明代历史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把他们放在有着更长历史的明代制度之下进行考察,揭示了这些人无法超越自己时代的悲剧命运。这六个人,就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还有军事家戚继光和思想家李贽。
首先,在黄仁宇看来,这样一个无法超越的时代,是由朱元璋一手造就的。作为一个出身低微,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走上巅峰的专制君主,朱元璋的理想是建设一个结构扁平、行政塌缩的小农社会。为此他削平了天下的富户,残杀了跟随自己文武功臣集团,用侧面收受的财政制度抑制科层制政府的腐败,并有儒家的学说为他的行动合理化。这样他就集所有的权威于一身,并且造成了一个只能维持最低水平运作的小政府,和一个不能用法律和技术理性来处理复杂变化的社会氛围。更要命的是他宣称这套制度应当万世不易,以后有敢妄议祖制的大臣,都要予以严惩。但实际上这套制度,只能运行在朱元璋这样的政治强人手中,到了万历十五年,这套制度已经退化地相当不堪了。
黄仁宇在这本书中突出了这一点,也就是他特别强调的以道德代替法律比较具体的含义,是他在本书中应用大历史观的所在,告诉我们万历十五年的那些主角,决定他们行动的绝非他们自身道德水准的高低,而是有着很深的制度底色。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六个主角分成三个不同类型的人物进行考察。
第一组,是改革家张居正和清官海瑞,他们都希望在制度框架下,积极推动政治发展。但二人的风格差距很大。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老师,也是个谨慎而又权谋的人,他对改变明代中期国库空虚、边防告急的问题有着深思熟虑,万历当政后,他利用皇帝的信任,在官僚集团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作为一个臣子,他代皇帝行使权力,毕竟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地方,为此他不得不培植私党、暗箱操作,最后也不容于万历皇帝。在他死后不久,一场针对这位明代“第一权臣”的清算展开,他的子孙受到严惩,他本人也仅仅免于开棺戮尸。
而海瑞,则是朱元璋的忠实跟班,他做事只讲原则,“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理想,他认为,要解决当下的种种社会政治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抬出祖制的大旗,严守洪武爷爷的成规定例。在激怒嘉靖皇帝之后,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威名,继任的皇帝派他去江南解决官宦大户侵吞小民土地的问题,他用道德原则和洪武法令阻止了地方上非法的高利贷行为,但却鼓励了赖帐行为,让整个社会经济停摆,一场大动荡就在眼前。作为一个官员,他有着比皇帝还要道德的道德,却对经济领域的理性和法律置若罔闻,无怪乎最终壮志难酬,被皇帝罢免。万历十五年,他官复原职,并且死在任上,这位纪委官员和他重归“洪武型社会”的美梦,最终惨淡收场。
第二组,是放任制度进一步退化的万历皇帝和申时行,他们在互相谅解中把明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申时行原来是张居正的部下,办事有些能力,后来因缘际会成了内阁首辅。在清算张居正的过程中,他一方面要撇清和张居正的关系,一方面要协调皇帝和官员之间的信任,避免双方因为张居正事件走向两个极端。为此他成了一个十足的好好先生。
为此,他废除了皇帝定期需要参与的经筵。经筵是翰林院为皇帝开设的御前讲席。是皇帝学习治国理念、大臣展示才华的重要场合,为朱元璋特别称道。但万历皇帝摄于张居正的威严,和张居正死后的身败名裂,早已对此产生了虚无感,为此他经常告假取消课程,申时行最后取消了经筵,换取了万历皇帝在倒张的声浪中保全自己。但是这样一来,皇帝和朝臣的隔阂变得越来越深。并最终在立储的问题上全面爆发。
万历皇帝希望能够按照自己意愿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因此长期隔着了另外一个皇长子的继承权问题,这一点引爆了群臣,申时行从中调解,但被参核为首鼠两端,最终被万历皇帝开缺,万历皇帝也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之中,为此他遁入深宫,缺席朝堂,与群臣几乎隔绝,彻底放弃了皇帝应有的责任,开始了漫长的怠政。
第三组是可能为明朝带来新鲜认知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和思想异端李贽。
戚继光本有可能在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上实现明代军队的现代化。在抗倭时期,组建了自己的戚家军,他招募朴实的农民入伍,利用宗教感极强的仪式,与士兵们歃血为盟,这一点改变了明代原有军队无赖儿郎充斥、战斗力不足的局面。他针对倭寇的特征,在军队中大力推广鸳鸯阵,强调士兵小队的技术配合。但明代制度规定文官节制武将。军事制度的创新,很容易遭到文官系统的猜忌,戚继光非常明了这一点,他的军事才能没有给他带来政治上的野心,他得到了谭纶、张居正的赏识,最后升任蓟州总兵,在古北口一带构建了有效的防御体系。不过随着清算张居正的浪潮,他最终成了文官政治的牺牲品,万历十五年,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他的军事创新也随风而去。
李贽在成为明代知名的思想家之前,曾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地方官员。他看惯了官场上说一套做一套办法,面对这种儒家理念和实际运作的巨大差异,开始思索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都没办法破除这个好利的行为方式,那么这个是否会是人内心深处不该被压抑的东西呢?为此李贽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比那些主张用直觉来理解世界的心学家走的更远,在他看来只要目的是好的,手段可以不问,所以海瑞这种人根本不值得提倡,而张居正才具备一代贤相的素养。这种道德上大起大落的评价,实际上动摇了朱元璋那套克己复礼、简朴归真的哲学总原则。这就带来了社会上话语人士的强烈反弹,在检举的声浪之中,万历皇帝批捕了他,他也在诏狱之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黄仁宇笔下这六个人,他们各司其职,但都因为制度的刚性,未能遂愿,虽然有些人迎头而上,有些人退缩不前,但这个运行了200年的制度成了一切人表达自己的障碍,《万历十五年》也就成了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